李莹也常遇到这种情况。有些孩子开始不能识别性侵，等时间一长更缺乏证据。“等意识到后向我们求助，但因为证据问题，我们即便知道事情可能是真的，也没办法帮助她。”

刘哲提供了一张魏某某所留遗书的照片。遗书写在一张被撕下来的日记本纸上：“书还掉，把本（子）还给我同桌，100块钱还给李某某，帮我向世界说声再见。”

《中印双方正就举行第九轮军长级会谈进行协商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，长期致力儿童保护研究。她说，保护儿童要打击犯罪，牵扯证据采集问题，不能让孩子一次次作出回应或回复，一定要经专业人员专业服务流程处理。“在对孩子友好的场所，最好一次取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