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，没有机构公布大样本量的性侵儿童数据。最高法院公布过猥亵儿童犯罪数据，2013年至2016年全国法院审结10782件。

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《两部门：破解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六大难点问题》一位受访香港女性也称，她在广州读大学，毕业后认识当供货商的内地丈夫，虽然对方比她年轻4岁，但思想和行为比实际年龄成熟，“是可托付终身的对象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