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在中国，没有机构公布大样本量的性侵儿童数据。最高法院公布过猥亵儿童犯罪数据，2013年至2016年全国法院审结10782件。

《央行：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、合理适度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，长期致力儿童保护研究。她说，保护儿童要打击犯罪，牵扯证据采集问题，不能让孩子一次次作出回应或回复，一定要经专业人员专业服务流程处理。“在对孩子友好的场所，最好一次取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