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，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，如何与劳动、人社、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，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，需进一步考虑。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、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。”

他还表示，中国的市场需求导向已经从低附加价值产品变成了高附加价值产品，跨国公司必须要重视这一变化。

《专访证监会首席律师：证券集体诉讼进展如何?》如果以上数字还说服不了罗伯逊教授，那么建议他走出书斋，接触一下他的家乡西澳大利亚州的大小矿山，接触一下遍布全澳的葡萄园主、养牛场主人、樱桃园主，甚至好好向他所在的西澳大利亚大学国际招生办了解一下，中国到底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