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大白新闻注意到，媒体曾报道称，郑若骅是从建筑工地走出的“仲裁女王”，半路出家成为了香港资深大律师。曾是一名土木工程师的郑若骅毕业工作六七年后，决定去考大律师执照。“早上在工地工作，满身都是泥，晚上就去上课；放假的时候别人去旅游，我还在学校上课。”2016年中菲爆发南海仲裁争议时，时任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主席的郑若骅在研讨会上作总结发言，用犀利言辞批驳“南海仲裁案”，被法律界形容“有魄力，有狠劲”。

《酒泉发射中心年度发射任务收官 正备战空间站任务》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